德国研究外文参考文献格式（外文文献的参考文(2)

的农历，是这个农业社会长久以来对天文观测进行积累总结出来的一部历法。最早的历法，也许可以上推到夏商时期，早在春秋时代，我们的祖先已运用圭表（古老的天文仪器）测日影的方法定出“两分”（即春分和秋分）、“两至”（即夏至和冬至）四大节气，然后又定出“四立”（即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），到秦汉时代，已经形成完整的二十四节气，并成为安排农事活动的主要依据。

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，更是确确实实的文化不自信。用脚指头想想也能知道，在以游牧为主要生活的欧洲，它能制订出远在外里之外的东亚农耕文明需要的历法吗？然而这种论调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力，究其原因，却是让人非常的无语之极啊。

早期西方传教士来传教，确实给带来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比如天文观测手段，计算方法等。然而我们应当看到，这只是西方宗教势力渗透的一种手段，是他们在中华文明中得以立足的方法。

西方传教士来传教，路遥就说过：“多是以精神姿态出现。”利玛窦就曾说过:“我们耶稣会同人依着成立本会的宗旨，梯山航海，……做耶稣的佣兵，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。”然而让西方传教士失望的是，是一个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，在宗教方面更是一个信奉多神教的国度，的祖先崇拜文化更是与西方宗教格格不入。传教一进无法开展。怎么办，就成了横亘在传教士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。他们的解决思路就是向皇权渗透，再利用皇权的影响来推广宗教。

如何影响皇权？当时已在生活多年，对文化、社会、政治作了深入研究的利玛窦盯上了历法修订。这是皇权极为重视的一个领域嘛。于是他就给驻葡萄牙的耶稣会副会长去信，要求迅速派遣能精通历算的传教士到来，并声称若能“把他们的历法修正一下，这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极大的荣誉。我们也就把的门户开放了，又可以巩固我们的地位，增进我们的行动自由”。他在北京还向罗马教团发了一封紧急求援信，报告了他所知道的情况，说道在宫廷内，皇帝雇佣了200多人来计算天文历法，为此“我恳请教团领导从欧洲派遣一两个天文学家给我，无论隶属何种国籍，让他们带来所需之书，那时我们便可以完成历法的修改，而这些工作对我们的圣教无疑是十分有益的”。于是，邓玉函，罗雅各，汤若望等一批有天文历法知识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了北京。邓玉函到北京的第二年就死了，罗雅各于三年后死去。

由于在此之前，明末主持修历的徐光启已成为天主教教徒，于是在1630年这些西方传教士得已顺利进入历法修订队伍。在数学学科网，徐光启条目下，就载有参与历法修订的西方传教士名单，而汤若望只是这个名单中的最后一位。

西式算法好还是中式算法好，在当时斗争得非常激烈，互有输赢，然而我们现在的媒体却只讲西式历法赢的一面，对于输的一面只字不提。这无形中就会让现在的人们认为，西方带来的历法远胜于传统历法，呵呵。

徐光启主持修订的历法为《崇祯历书》，这是自崇祯四年(1631)起直至十一年(1638)，始克完成。参与修订历法的人员多达几十人，全书46种，137卷，共五册。然而这部历法命途多舛，几经修订完成之时，却遇上了朝代更替。此时的徐光启已死，不知何故，历书落到了西方传教士汤若望之手。

此时的有着三个年号，南明的永历，清朝的顺治，农民起义军的大顺。俗话说良禽择木而西，也会趋利避害。然而在当时形势并不是非常明了之时，何去何从，确实考验着西方传教士的政治眼光。大部分人随明朝南下；也有几个投向了大顺，并向大顺献上了历法并获封国师。

然而就在明朝覆亡前夕，汤若望就说过：“如果这个皇帝不在了，会再来一个，对我也许比他更好”。就是基于这种政治投机理念，汤若望就在北京教堂里坚守了下来。虽然农民军的大顺对西方传教士较为宽容，可汤若望却用“强盗们”、“土皇帝”等词语予以讥讽。

1644年5月2日清军入主北京，发布安民。几个月来一直镇定自若的汤若望耐不住了，5月11日，向清朝皇帝上了一封极为肉麻的呈辞称：“此乃天主上帝宠之四方，降以君师之任，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者也”，同时也不忘提到：“于崇祯于二年间，，因旧历舛，奉前朝敕旨修政历法，推测日月交食，五星蹄度，悉合天行。著有历书一百四十余卷，并测天仪器等件向进内廷，拟欲颁行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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